时殷弘｜德尔布吕克：克劳塞维茨和兰克的结合
今天我们讲现代最伟大的军事史家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 1848—1929），我们称之为“克劳塞维茨和兰克的结合”。说他是克劳塞维茨，意思是他将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的基本思想有机而完整地贯穿于他的研究和论著当中，同时非常明显地发展了克劳塞维茨的一些关键性论点，尤其是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双重形式的论点；说他是兰克，是因为他是第一次系统地将兰克开创的科学的史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军事史，以此来辨识、考证和研究西方的几乎全部战争史册，特别是辨识和考证史料非常稀少或讹误百出的古代军事史。
《战争艺术史》
[德] 汉斯·德尔布吕克 著
姜昊骞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21年8月
德尔布吕克的贡献：综述
我们先综述一下德尔布吕克的贡献，也是说明他的学术生涯和政论生涯的一些基本情况。
德尔布吕克的学术生涯和政论生涯实际上恰好同整个第二帝国时期，特别是它的后半段重合。他具有三方面的特质，或者说身份。
第一，他是军事史家。
第二，他是政论家，而作为政论家，他起了什么作用呢？他向德国人民阐述、指明和解释了他们一般既不了解，也难以深切理解的军事事务的作用，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重要。
第三，他是德国统帅部特别是参谋本部的批评者，以出类拔萃的见识，往往还要加上难能可贵的勇气，批判了德国军政领导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基本战略。在每一个方面，无论是军事史研究，还是向德国人民解释军事事务，或是批评德国统帅部，他都在现代战略思想、现代军事思想方面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
实际上从老毛奇开始，普鲁士/德国军界领导人一向就强调学习战争史，一向就强调吸取历史上战争的经验教训的重要性；但是，如果军事史述、战争史述不正确的话，会出现什么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要为备战和战争服务，那么很明显，军事史的记录或编纂就必须准确。过去的历史记录、过去的战事描述当中必免的各种误解、神话和讹传等就必须予以剔除。19世纪，首先归功于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德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承担一个工作，那就是剔除过去的历史记载和史著史论当中的种种神话、种种错误，以便像兰克那样尽可能地还原一幅真实的历史。然而，实际上直到德尔布吕克写出他的主要论著 —《战争艺术史》（4卷）（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兰克创设的、新的历史辨识和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才真正被应用于军事史和战争史领域，当然也包括狭义的战略史领域。这样一项工作，毫无疑问是德尔布吕克对于战略思想、军事思想的一大突出贡献。
除此之外，德尔布吕克的贡献还在于我们刚才说的第二项。19世纪期间，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在欧洲国家，尤其是中西欧国家，大众政治已经兴起，政府的基础得到扩大，公众对国家事务（包括国家对外事务和军事事务）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已经出现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在实行君主制度的德国，军事事务也已经不再完全是上层阶级的特权，不再完全是一小撮军界领导人的特权。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客观的需要：既然在大众政治环境中，公众的意见和情绪往往能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国家军事事务，一般的公众就应当对军事问题有恰当的理解。也就是说，已经有必要进行关于军事事务的公共性讲授、教育和传播，使得军事知识（以至军事问题判断力）能在一定程度上输入到较广大的公众中去，而德尔布吕克就是履行这一历史任务最杰出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所有著述都怀有一个自觉的目的，那就是要将军事知识、战争经验、军事观念和战略思想灌输和传播到德国民众中去。最明显的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评论战场状态、战略形势和战争全局，将德国的战略解释给德国人民，当然也将他对德国统帅部的批评告诉德国人民。
这就涉及到他的第三个身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初期的德国，德尔布吕克是对第二帝国的战略思想、战略实践和军事体制最为直言不讳和持之以恒的批评者，而且他的批评往往相当尖锐或激烈。实际上也因为如此，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当时整个西方的战略思想和军事体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评者。他批评的总的出发点非常高。他对军事史，特别是对过去时代的军事体制的研究表明，战争和政治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些研究还表明，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两者必须携手并进，而军事战略必须反映和服从于政治战略。他还非常强烈地意识到战争规划和战略规划必须依据合理的国家政治目的，并且反复论证克劳塞维茨的这个根本信念。如果政治目的错了，战略思维和战略目的也就会错，而如果战略思维和战略目的错了，那么即使在战术和作战层面（operation）上取得最辉煌的成功，也仍有可能导致政治灾难。特别是在1915年以后，他确信德国统帅部的战略思维是错误的，战略目标也是错误的，不符合德意志国家可以有的合理的政治目的。所以他就成了在德国国内对德国战争目的和战略的最重要批评者，成了同样在德国国内的一个经过谈判来达成和平的最重要提倡者。此外，在一战结束以后，当魏玛共和国的议会开始调查1918年德国崩溃的原因时，德尔布吕克通过多次在议会作证—实际上是发表长篇的演讲—来批判德国统帅部的战略思想和国策，特别是1916年以后掌握德国大权的原第三集团军首脑卢登道夫和兴登堡的战略思想和国策。他对德国战略的批评体现了对于军事史、战争史的深切理解，同时也大大得益于他从研究这些历史中得到的种种启示和教训。这就是我们对德尔布吕克所做贡献的综述。
德尔布吕克所受的教育与其学术生涯
因为大家很不熟悉，所以现在简单地谈一谈德尔布吕克的生平，或者说他的教育和学术生涯。
1848年11月德尔布吕克出生于贝尔根（Bergen），父亲是法官，母亲是柏林大学一位教授的女儿。他在三个大学受过很出色的高等教育：海德堡大学，还有一个不那么有名，叫格赖弗斯瓦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Greifswald，在后来的东德），还有一个就是波恩大学。那个时候德国的历史学非常发达，有兰克以及兰克的一大批门生，使德国的历史学成为欧洲历来最杰出的。所以他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听过许多史学大家的课。他虽然没有听过兰克本人授课，但是出于兰克之门的那些史学大家将兰克的科学治史方法深深地灌输在他的头脑里，何况这个头脑绝对是第一流的。他1873年拿到博士学位，导师是德国史学大师西贝尔 （Sybel）,其最佳著作就是非常有名的《法国革命史》。德尔布吕克做的博士学位论文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大概很难做—专门考证 11世纪时德意志的一位编年史家伦伯尔·冯·赫斯菲尔德 （Lambert von Hersfeld）的著述，这些著述从中世纪往后不断被人当作基本历史资料来引证，就像搞中国古代史的人引证《汉书》《新唐书》等。德尔布吕克在博士学位论文中运用非常透彻的批判性考证，指出其中很多是错误的、虚假的或伪托的。这是他对于科学的治史方法的一个很好运用。接着，他于1874年被任命为普鲁士亲王（瓦尔德马亲王）的导师，做了5年。这5年很有好处，因为他在这段时期里很靠近普鲁士宫廷，等于学政治—较多较深地了解他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也可以说大长见识。同样在这段时期里，当他履行作为后备役军官的军事义务时，他读了一部相当有名的《步兵史》，这使他的兴趣转到了军事史方面。
1879年，德尔布吕克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最初任教于柏林大学，主要研究当代军事史，首讲课程便是普奥战争。然而，他的兴趣和注意力越来越往前推，到了比较早的历史时期，讲授中西欧封建时代开始往后（也就是西罗马帝国崩溃往后）的西方战争史，并且将自己的研究进一步往前推至希腊、罗马时代。从1900年开始，他陆续发表他最主要的著作《战争艺术史》。该书的德文名字翻译成英文就是《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History of the Arts of War in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History）。第一个英译本就照这么译，然后第二次英译本，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英译本，将题目简略了一些，去掉了“政治史框架中的”这几个字，因为他的这本书实在太有名了，行内人和不少普通读者都知道是“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所以英译本书名就变成了“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该书一共4卷，原计划要写7卷，但实际上就写了4卷，从希波战争写到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以后，他的学生给他续了3卷，因而一共有了7卷。人们一般认为，要研究德尔布吕克，就只要看前面的4卷。顺便说一下，军事史在当时是一个不受重视，甚至可以说很被边缘化的领域，所以拿到教授职位也特别难。尽管他有那么好的学问，那么杰出的才华，实际上是从兰克以来，甚至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史学家。他拿到的教授职位很高级， 那就是柏林大学的professor of universal and world history。康德开始用“universal history”一语，用作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的题目和主题，不过实际上它最早始于路易十四的大主教、国务家兼大学者波舒哀，他也写过叫“universal history”的书。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 “世界史”，但它后面还有一个“world history”。总之可以叫“世界史教授”。这个世界史教授席位的前一个占据者是特赖奇克，此人当然是极端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然而是绝对鼎鼎大名的史学家。然而，也因为德尔布吕克是研究当时这么被边缘化的一门学问的，所以他始终没能进人普鲁士科学院，尽管这个科学院里大部分院士的贡献、见识和水平远不如他。
《战争艺术史》
讲德尔布吕克，最重要的是要讲《战争艺术史》。先来看该书的结构和目的。4卷中的“古典时代的战争”讨论了从希波战争到罗马共和国恺撒时期的战争艺术史。
顺便说一下，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西方战争研究者的术语库里边，“战争艺术”是个经常被使用的术语。这个术语一方面很好、很形象，另一方面也很含糊，实际上包含的范围非常之广。“战争艺术”不但指战略和战术，往往还包括军事组织方式和军队组织方式，而这两者—军事和军队组织方式，甚至说更广大的军事体制的结构同战略战术的关系甚为密切。特别是因为，有一些战略和战术只能在一定的军事体制和军队组织方式条件下才可能出现，也才可能被实施。
“蛮族入侵”大部分主要论述早期口耳曼人的军事组织，实际上它讲了政治框架中的军事和战争艺术，而这“政治框架”还包括了社会组织。它同时也论述了罗马军事体制的衰亡，还有拜占庭即东罗马的军事体制，连同西欧封建社会体制和军事体制的开始。
“中世纪战争”主要是论述中世纪里战术和战略的衰落和消亡；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就是在所谓Dark Age—“黑暗时期” —里，谈不上有真正意义上的战术和战略。然后在第3卷的末尾（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德尔布吕克论述了战术体制，特别是战术阵列在15世纪的复兴，复兴者就是瑞士人。实际上，近现代战争方式就是从瑞士人开始，开始于15世纪瑞士同勃艮第的战争。
“现代战争的黎明”将战术方式和战略思维的史事一直讲到了拿破仑时代。
他是这么一个很少见到的历史学家、史学大师：既能搞非常细的东西，进行非常严格细致的历史考证，恢复历史细节的本来面貌，但同时又不是一个主要注重这些的人；他主要注重的是宏观的揭示、宏观的真理，是一般的、普遍的、广泛的趋势，并且从里面提炼出广泛的思想。这一点同先前的战争史、军事史非常不一样。军事史一般是相当枯燥的，大都写打仗，有非常专门的细节， 什么战场，什么战术行列，用什么大炮等，非常细致。如果你对那段历史非常熟悉的话，你大概会看得颇有兴趣，但是一般的人是绝对觉得枯燥的。然而，德尔布吕克特别关注军事史当中的所谓宏观的道理，这点和先前的军事史很不一样。
他研究战争史和军事史的目的已经在他的《战争艺术史》的标题当中显露出来了：在“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甚至在社会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主要的目的就是建立起两者之间的动态联系：一方面是政治实体，特别是国家的体制；另一方面是战争方式、战略和战术。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国家的体制，特别是在政治体制和国家的战略战术之间建立一种得到揭示的本质性关系，或者说揭示这两者之间的本质性联系。当然与此同时，德尔布吕克认识到，你如果要从历史中抽取出广泛的结论，升华出大的道理的话，首先你就必须准确地还原历史。怎么说呢？首先历史学家必须尽可能确定历史上一个个、一类类战争到底是怎么打的，要辨明历史细节。德尔布吕克的这个思想非常自觉，那就是因为要在历史中寻找或升华出宏观的结论，揭示出深层含义和主题，所以要非常认真、细致和严格地去辨识、探究和考证那些细节。
这样一来，我们就要谈到他对古代军事史料的批判性考证方法。这种方法有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专门名称，现在真正懂行的人都用它的德文原文—Sachkritik，字面意思大约是“事件考辨”， 实际上就是对军事史料的批判性考证。也就是说，这个方法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当代历史学家如何来考证和检验历史上（当然包括古远的，越古越难）流传至今的军事史料。
他发展出了一套方法。他认为，这个任务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完成。
第一，历史学家要充分地了解过去的战斗所在的战场，或者说过去战斗所在的地形。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利用现代地理科学知识来检验传下来的古老的军事史料。举个例子，马拉松战役怎么打的？你要知道马拉松那个地形，你要了解它，而且这个了解不是像古人那样，而是以现代地理科学的眼光来了解。这样，你才有可能判断希罗多德《历史》里边讲的马拉松能不能容纳那么多人，在那块地方能不能打那么大的仗，有没有那样的可能。
第二，当代历史学家需要知道，自己考察的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战争用的是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如果他真正知道和懂得这一点，他就能合乎逻辑地重构出、还原出当年战役所用的战术以及相关的种种情况，因为每一种武器、每一类装备实际上都有一个内在的战术性使用的可能性或逻辑，甚至可以说规则。
第三，要懂得甚至深知现代战争，这个很重要。研究古代战争、中世纪战争或近代战争的历史学家都必须深切了解现代战争方式，最好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现代战争方式的专家；这样一来， 就能给他们提供进一步的工具，因为对现代战争方式的了解使他们能够知道、能够判断例如一个普通的步兵每天到底能步行走多少路，这个physical possibility （体力的可能性）是从古到今没有太大差别的，或者一匹马一般来说到底能够载多少重？一支依靠步行和骑马的大军的机动性到底可能如何？例如1万多人的兵力在中国人民大学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运行，它的机动性到底有多高？其实这些东西现代和古代都差不多，所以你要了解这些东西，以便帮助判断古代的情况。
第四，就是要充分了解和理解同你所研究的早先的战役类似的现代战役。早先的战役，无论是坎尼战役、马拉松战役或者其他战役，在现代战争史上几乎总能找到一些多少类似的“翻版”，你如果了解了现代战争史上的这些“翻版”，就大有助于考辨古代的“原型”。为什么？现代战役的史料一般相当可靠，依据它们就有可能在相当大程度上重构、还原古代的类似的战役。例如，在我们刚才讲的15世纪瑞士和勃艮第之间的战争当中，几次战役都有准确的史料留下来，而马拉松战役只有一项史料，那就是希罗多德写的那个《历史》，比修昔底德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早。他的《历史》是西方第一部史书，更早的讲特洛伊战争的《荷马史诗》只是一部神话般的史诗。但是，希罗多德写的书里边有很多东西令你真假莫辨的，甚至他自己也搞不清的，而且里面有些是不折不扣的神话。但是，关于瑞士和勃艮第之间战争的史述可靠的，其中的战役和马拉松战役实际上是类似的，你就可以参考这个东西来辨析古代的史料，看希罗多德写的对不对。尽管这两次战争，希波战争和瑞士和勃艮第战争前后相距两千多年，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相同的：主要作战力量都是步兵，步兵主要拿金属制冷兵器而不是火器进行面对面战斗，而且在这两次战争中最后取胜的都是步兵。勃艮第主要是骑兵，波斯人也大概如此。所以，可以从15世纪的瑞士同勃艮第战争的战役当中引出一些东西来，得到一些启示，借以判断马拉松战役。
所有这四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些小的其他方面）合起来，就叫 Sachkritik，也就是德尔布吕克创造的对古老军事史料的批判性考证。
我们现在来举此种考证方法的实例之一：论希波战争中波斯军队的规模。它也是德尔布吕克被人援引得最多的一个例子，也是他对古老军事史料的批判性考证的最辉煌、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希波战争中波斯军队到底有多少？与此相关马拉松战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这个例子最有名。为什么？因为西方差不多所有人都知道希波战争，都知道马拉松战役。他等于革命性地转换了希波战争的图景，特别是马拉松战役的图景，这样的一个例子当然非常有名。这是他最惊人的一项考证成果，就写在《战争艺术史》的“古典时代的战争”中。
波斯军队，也就是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率领的军队入侵希腊是在公元前480年。希罗多德的《历史》上说这支军队有多少人？2641 610人。非常精确，精确到十位数。这个数字是fighting men，军人。还有至少同样多的随从，大多数是军人家属和仆人，还有在兵船上划浆的奴隶，不算在军人之内，加起来大概至少有500万人，其中军人就有264万。德尔布吕克认为，这不可能可靠。他说， 根据现代德国的order of march，大致就是行军队形，一个军团有3万人，它行军起来要占多少地方呢？行列长度达14英里（约23千米），而且不算辎重车辆。所以按照希罗多德的史书，波斯军队行军的纵队会有 2 000英里长—2 000英里就是约3 219千米，这个是不可能的。就算这点你能够解释，或者说即使假设确实能有那么多人、能有这么庞大的、排成纵队蜿蜒3 219千米的波斯远征军，当时希腊世界也没有这么大的战场，足以容纳如此庞大的军队。第二个讲的就是地形、地理状况。当时希腊那个地形、马拉松那个地形根本不可能容纳这样的一支军队：马拉松平原很小很小，如果真正按照现代作战来说，只能容得了普鲁士一个旅，只有普鲁士一个旅的作战余地。
希罗多德为什么这么夸大？大概因为他自己脑筋也不清楚， 而古代的历史编纂往往如此，当然后来没有多少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修昔底德，那是脑筋极为清楚的。在希罗多德那里，神话（Myth）和历史（history）不分，就像古代印度很多史书。什么是神话，什么是历史，它是分不清的，因为在当时写史的那个人的头脑里就分不清。当然除此之外，希罗多德肯定有一种至少下意识的感情，驱使他夸大波斯军队的兵力，那就是他爱希腊：你看希腊人多厉害, 把这么一支极为庞大的大军打败了。
希罗多德的问题不止在这里。在马拉松进行战斗的希腊军队 —主要是斯巴达军队和雅典军队—是一支公民军队（citizen army），讲穿了就是民兵。他们只受过粗浅的训练，能够用的战术形式不过是一种粗糙的“phalanx”—很有名的“希腊方阵”。公民军队当然训练不很精良，不会打很复杂的仗。他们只列粗糙的希腊方阵，不会进行那种比较高级的战术方面的运动。相反，波斯军队是职业军队，professional army；不但他们的技能远高于希腊军队，而且他们士兵的勇敢程度甚至在希腊人的记载中都是被承认的。也就是说，波斯军队骁勇善战，而希腊军队只是民兵。
因此，假如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这么大规模的波斯军队居然会被希腊军队打败，而且在希波战争中这样的胜利重复了几次—马拉松战役是最辉煌的，是无法解释的。所以用德尔布吕克的话来说：“我们只能二者取一。”就是两样事情中只有一样可能是真的。
两样事情是指哪两样呢？其一个就是希罗多德写的波斯军队的那种规模；其二就是很多史料可以证明的波斯军队的骁勇善战。这两样事情当中只可能有一样是真的，显然波斯军队骁勇善战是真的，希罗多德写的那个兵力数字不但是假的，而且假得荒唐。德尔布吕克经过研究后的结论是，波斯军队不但远远没有希罗多德说的那样庞大，而且实际上在马拉松、在整个希波战争中处于数量劣势。波斯人少，希腊人多—正好和古代的记载完全相反，颠倒过来了。所以，他证明的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在整个希波战争当中，波斯人实际上寡不敌众，这是一个运用批判性考证方法来鉴别军事史料的最辉煌的例子：德尔布吕克同样用这样一种系统的方法，鉴别、考证和辨识了从希波战争往后许多个世纪里的许多战役。例如恺撒的高卢战役，非常有名，因为恺撒本人写过《高卢战记》。《高卢战记》里边说，高卢人的军队极为庞大，但是德尔布吕克经过考证确定那是恺撒为了自吹自己的统帅能力，大大夸大了高卢人的数目。还有一个过去流传了1000多年的传说，就是在西罗马帝国后期，蛮族当中的匈奴人—东哥特、西哥特等族入侵欧洲，横扫欧洲。传说中的阿提拉军队—很有名的袭击罗马的军队—有70万，但德尔布吕克考证说这种说法太夸张了，实际上这支军队远远没有那么多。
上面讲的是比较专门性的古代军事史料考证，而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他的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三大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战术形式从希波战争到拿破仑战争的演变。如果单就军事史和军事思想而言，德尔布吕克对整个西方战争史上战术形式（tactical bodies）的演变的发现和阐释是最重要的。最粗略地讲，这演变历程就是首先从原始的希腊方阵逐渐演变为罗马人使用的高度协调的战术阵势（tactical formation），而用德尔布吕克的话说，罗马人的这种战术阵势代表着古代军事艺术和战争艺术的“根本精髓”；此后最重要的，在于15世纪瑞士同勃艮第战争期间战术形式的复兴，并且在以后几个世纪里不断得到改善，直至到拿破仑手里臻于完善。这么一个过程可以说是西方战争艺术史的主线。在一个专史领域，极少有历史学家能够按照一个符合逻辑的、本质性的重大主题，对几千年的历史进行统一的解释，而德尔布吕克做到了。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像刚才说的那样，他认为古代战争艺术的历史转折点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峰时期里，其时形成了高度协调的战术阵势，而这转折点就是坎尼战役（the battle of Cannae）。公元前216年，汉尼拔统帅的迦太基军队在坎尼歼灭了罗马大军，这是到那时为止西方世界最完美的一个战役。
坎尼战役后，罗马人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从惨败中复兴过来， 最后还是要战胜迦太基。坎尼战役的失败对于罗马军事体制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军队主力在这次战役中遭到灭顶之灾以后，没过多久罗马人竟然能够反败为胜，灭了迦太基。秘密在什么地方？德尔布吕克说，秘密就在于步兵方阵的演化。在坎尼，罗马步兵用的还是原始的希腊方阵，马拉松战役时的那种方阵，所以汉尼拔在坎尼全歼罗马军队主力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但是从那以后，罗马的战术形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罗马人首先把原始的方阵分为一个个纵队，然后把这些纵队分为一批小的战术单位，能够各自作战， 同时互相之间也能协调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能够各自作战的小单位互相间协调组合为一个整体：这就是后来威名远扬的罗马军团（Roman Legions）。罗马军团可以说诞生于坎尼惨败。也就是说，在发愤振兴的过程中，罗马军队从一支公民军队（citizen army）变成了职业军队 （professional army）。其强调的重点在于军事纪律—非常严酷的军事纪律，而这样的军事纪律就是罗马军事体制的特征。罗马人正是靠着这个变化，征服了地中海世界。用德尔布吕克的话来说，不是因为罗马军队比他们的对手勇敢，而是因为他们的纪律导致他们有更强的战术形式。
随着后来罗马帝国的衰落和野蛮化，战术形式逐渐蜕化。政治混乱削弱并瓦解了军队的纪律，破坏了它原本优秀的战术形式、战术阵列。越来越多的蛮族人进人了军队，他们不可能服从严明的纪律，也不可能结合为一种高度整合的战斗阵列。也就是说，随着国家的衰落，后来战术也发生退变。步兵不行了，战术阵列不行了，因为政治不行了，国家不行了。然后越来越明显的倾向是，越来越以重装骑兵来代替步兵，这慢慢就变成了中世纪的骑士。重装骑兵开始时当然不是这样，但后来慢慢全副武装起来，后来逐渐变成一个个单枪匹马、全副武装的“骑在马背上的武士”。当然这里边起决定作用的还有社会组织的巨大变化。所以在中世纪很长的历史里，军事史就被这样的人物所统治，就是一个一个的武装的骑士。
然后，出现了另一大转折点，就是上面讲到的15世纪里战术形式的复兴。这一复兴就是步兵的复兴，不依赖于骑兵的步兵的复兴。瑞士人的步兵阵势开始类似于罗马方阵、罗马军团的作战方式。德尔布吕克说，这样一种由步兵的复兴带来的战术形式的复兴（所谓“tactical bodies”很大程度上关系到阵列）是军事史上的一次革命，可与坎尼战役后的那个革命媲美。他说，实际上真正摧毁了封建城堡、封建制度的是步兵和战术形式的复兴。我们都知道恩格斯讲的话，就是国王和资产阶级结盟，有钱了，用火药，造大炮，轰垮了封建城堡和封建制度。德尔布吕克基于系统的研究指出，封建战争方式的失败、封建城堡的无能、封建骑士的衰落，最重要的原因—至少是直接原因—在于步兵和战术形式的复兴，这个东西使得封建势力的军事能力急速走向衰落。当然这个东西发展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就成了一个现代的战术形式—现代步兵，现代常备军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这是战争形式从希波战争到拿破仑战争的演变。
但是，他的书是《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为什么政治是更深层的原因？现在我们来看他所揭示下的全部历史中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全部历史中战争和政治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战争艺术史》的一个根本主题，或者说最高主题。他说，在他描述和论证的每个历史时期里，战术的演化（实际上在19世纪，“tactic”这个词还没有完全与“strategy”隔开，所以有的时候讲“tactics”还含有战略的意思，因而甚至可以说战略的演化）同政治的演变紧密相联。这是德尔布吕克强调的。罗马军队主力在坎尼遭到毁灭性的失败，当然首先归因于它的战术弱点（weakness of tactics），但是这个战术弱点又要归因于军队是由没有受过训练，或者训练很不好的平民组成，而不是由职业的士兵组成。不仅如此，这还要归因于罗马国家体制的非集权化。我们都知道罗马行政官—“执政官”是两个人，他们互相轮换着指挥军队—这次战役你指挥，下次战役就必须我指挥。没有什么别的原因，这是体制，是制度。然后譬如我们两个当了一年两年的执政官，就一定要下台，一定要换。谁来决定？元老院来决定，当然元老院还要听公民大会的意见。
坎尼战役以后，罗马几乎面临灭顶的危险，罗马人不得不进行政治改革了。根本的是要建立一个统一、高度集中和稳定的指挥体制。改革的标志就是公元前211年（坎尼战役五六年以后），罗马名将大西庇阿（P.C.Scipio）被任命为罗马非洲军队总司令，而且规定他的职位一直保持到同迦太基的战争结束，就是所谓第二次普尼克战争结束。当时元老院规定，如果不出现其他意料不到的情况，他的职位将保留到战争结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对大西庇阿的这样一个任命，完全违背了罗马的政治体制传统，甚至可以说标志着共和国体制开始衰落。这就是走向恺撒，走向圣奥古斯都的第一步。但是，这样一种变革使得罗马军团有可能建立，使得罗马能够在坎尼战役之后没几年就灭了迦太基，并且逐渐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所以在这个场合，政治同战争方式间的密切联系非常明显。用德尔布吕克的话来说，“第二次普尼克战争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就是罗马实现了内在的转变，这个转变极大地增长了它的军事潜力”（“The importance of the Second Punic War in world history is that Rome effected an internal transformation that increase her military potentiality enormously”），甚至可以夸张地说，也改变罗马国家的全部性质。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同时因为普尼克战争老幼皆知，所以显得更加重要。
其实，他对战术形式的所有演变都有后面的政治和社会解释。例如对中世纪早期日耳曼人的军事体制Gevierthaufe（ 一个很专门的古日耳曼术语），他就分析了它后面的村社组织方式，指出它是这一组织方式的军事表现。然后他论证随着日耳曼人的文明化即罗马化，日耳曼的村社和Gevierthaufe也就逐渐瓦解了。当然还有或许更重要的例子—15世纪瑞士人的胜利。为什么会有这胜利？为什么会有战术形式和步兵在瑞士人那里的复兴？政治体制和自由民的结合。当然我们现在有了唯物主义史观以后，主要原因已变得很清楚：这里说的自由民按照我们的话来讲就是“中农”，有自己小块田地的农夫，就像恩格斯讲英国17世纪革命的时候，这样的人是军队的栋梁、共和国的栋梁。但是在德尔布吕克的时候，很多情况还不清楚，因而他说瑞士人的胜利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在瑞士的各州当中，民主的成分和贵族的成分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用他的话说是“城市的贵族”（其实就是早期的商业贵族，就像在后来的荷兰）和自由农民大众很好地结合。当然，在论述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战术和战略优越性的时候，他提供的解释和我们现在的解释几乎一样，就是革命引起了政治变化、社会变化和民众的激情等。
在战略理论方面，或者说在战略哲学方面，他的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和论证了战略的两大基本形式—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这是对克劳塞维茨一部分思想的很大的发展。因为克劳塞维茨在论及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这部分书稿还很不满意，要修改，但是他后来就逝世了，所以自己没有写多少。德尔布吕克在战略理论方面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强调所有军事战略都可以被分为两大基本形式歼灭战略（the strategy of annihilation）和消耗战略（the strategy of exhaustion）。
德尔布吕克那时候，在拿破仑战争后的历史背景中，在老毛奇普法战争的辉煌战功和约米尼的战略理论影响之下，和他同时代的绝大部分军事思想家都认为战争的目的，甚至唯一合理的目的在于歼灭敌军。所以，组织和打赢能够歼灭敌军主力的战役，是所有战略应有的功能。只要是战略，就一定应当致力于打赢歼灭敌军主力的战役。合理的战略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但是，德尔布吕克通过战争史和军事史的研究确信，这样一种战略思维至少并不总是正确的，它往往只是战争史上某些时代的主要特征。反过来说，在另外一些时代，占优势的而且往往非常成功的战略思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而且，德尔布吕克说，克劳塞维茨本人也断言整个历史上存在两种非常不同的战争方式，一种是歼灭敌军，另一种就是有限战争。就像我刚才讲的，由于过早去世，克劳塞维茨对这样一个思想写得相当少，没有完成他打算完成的对战争两大基本形式的全面分析。德尔布吕克接受了被克劳塞维茨比较简略地指出的这样一种区分，对它进行基于全部西方战争史的大大深入和系统化了的说明，非常明确地提出和阐释了两大类战略：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
歼灭战略是进行决战决胜性质的战役，消耗战略却是着重于消耗敌人的意志，作战仅仅被当作实现战争的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而且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手段有占领别国的领土，摧毁敌国的庄稼，摧毁敌国的商业，进行封锁等。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由于各种政治因素，也由于军队规模太小，消耗战略是唯一可能的战略。消耗战略对于统帅智慧和能力的要求并不低于歼灭战略的要求。
固然历史上有实施歼灭战略的伟大统帅，如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但是同样也有非常杰出的实施消耗战略的统帅，如雅典的伯里克利和罗马的费边，还有6世纪时拜占庭的统帅、打败东哥特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贝利萨留（Belisarius），17世纪初期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统帅、战胜新教联军和打败丹麦的著名的华伦斯坦 （Wallenstein），著名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就是和华伦斯坦同时的三十年战争中的统帅，打赢了很多战役，但最终曾败给华伦斯坦。当然还有18世纪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大王，可以说是拿破仑以前近代最杰出的战争家，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是同时代人，共同瓜分了波兰。
德尔布吕克的战略理论的深层含义在于，决非像约米尼说的那样只有一种“不变的科学的战略原则”。历史证明，并不是只有一种战略原则、战略理论，能够适用于所有时期的所有战役。就像战争的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战略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政治实体或者说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以及它的力量、构造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战略体系绝对不是独自存在的（self-sufficient）。在很多的历史分析和政治评论里面，他强调如果你要将战略体系变成一个独自存在的和自高自大的东西，如果要将战略和它的政治背景割裂开来，那么你战略家就可能变成国家的威胁。但是，像克劳塞维茨的学说在当时的命运一样，德尔布吕克的战略理论和战略概念，特别是消耗战略概念，在当时根据拿破仑和老毛奇的传统训练教育出来的德国军界，是不被接受的。时髦的是速战速决的歼灭战略。实际上，如同我们先前所说，强国间大规模战争的性质方面的重大变化，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一场空前的消耗性战争，特别是在西线。在一战期间越来越明显，他的这样一种战略思想和理论同在第二帝国占优势的战略文化和大本营的战略规划发生尖锐的矛盾。
德尔布吕克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统帅部的批判
德尔布吕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统帅部进行了尖锐批评，1915年以后可以说是始终不渝的尖锐批评。他的批评大概有以下这么几个主题。
第一是歼灭战转变为消耗战，德国全胜不可能。最初德国企图依照施里芬计划实行速战速决的歼灭战略，但是这一企图很快失败，战争随之变成了消耗战，德国因而也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德国在战争开始后的巨大攻势失败了，西线进入一个漫长的堑壕战时期。随着进入堑壕战，德尔布吕克意识到发生了一场可以说头等重要的战略性变更。特别是在德军凡尔登攻势失败后, 他越来越确信最高统帅部必须改变战略思维。至少在西线战场，情况已经无异于理论和历史上不折不扣的消耗战。要打那种决战决胜的战役实际上已无可能，德国对于协约国的彻底和粉碎性的胜利已无可能。
那么德国怎么办？德尔布吕克认为，德国只能争取尽可能赢得一个有限的胜利，而有限胜利的途径只在于政治谋略加作战。德国必须将自己的战略方向集中于首先击溃俄国军队和意大利军队，也就是打垮协约同盟的次要成员，从而孤立英国和法国，同时防止它们得到新的强大的盟友。因此，德尔布吕克始终不渝地反对“无限制潜水艇战”，因为他非常准确地预料到这将导致美国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德国要想取得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有限胜利，就必须清楚地理解全部政治现实，必须据此像重视战场作战那样重视政治谋略，而政治谋略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德国政府必须坚决表明无意吞并比利时。只要德国不坚决表明这一点，只要德国还试图在战后控制低地国家，英国便永远不会放下武器。所以为了削弱英法的战争意志，就必须通过各种方式非常明确地表示，德国在西线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同时，为了在对德国比较有利的战场形势下结束战争，德国政府就昭示不反对通过谈判来媾和。德国的战争目的应该定义为，并且公开宣布为一种经过谈判达成的和平。所以他的主张非常清楚：德国只能赢得有限胜利，必须按照这个目标来规定自己的作战，同时高度重视政治谋略，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限制德国的战争目的，使之对英法来说远不是致命的，并且将其公诸于世。但是，德尔布吕克的这套主张完全得不到统帅部的采纳，而且仗打得越糟糕，离胜利越渺茫，军方就越不愿意听取文职评论家的意见，也不让他们比较自由地发表意见。所以德尔布吕克深感绝望。
最后要谈的是他对德国1918年攻势的批判。那年夏天，主宰德国大权的卢登道夫在西线组织发动了孤注一掷的最后攻势。德尔布吕克对这场所谓决定性的攻势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一部分见诸当时的报刊，更多的是见于战后魏玛共和国议会调查1918年德国失败原因时所作的证词。这些我在这里就不用多讲了，它们实际上和刚才讲的他对德国统帅部的批评大意一样，他始终不渝地继续那种批评。他的全部批评的根本思想就在于，德国最高统帅部之所以输掉战争，是因为它根本无视全部战争史上的最重要的一个教训，那就是战争与政治有密切联系。他说：让我们 “再一次回到克劳塞维茨那句根本的话—不考虑政治目标，就无法完整地考虑任何战略”（“To come back once more to that fundamental sentence of Clausewitz， no strategical idea can be considered completely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political goal. ”）。
为什么我们并列的关于德尔布吕克的参考文献这么少？因为研究德尔布吕克的英文文献特别少，而德文的相当多，但那是我们大多不懂的语言。我们能够得到英文文献包括德尔布吕克《战争艺术史》4卷英译本，我要大家在课后阅读其中几页，那是他论说伯里克利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大战略的，作为与歼灭战略相反的消耗战略的一个典型。我们列出的Gordon A.Craig的一篇论文非常好。这位老先生多年来是美国研究德国现代史的头号权威，我的讲述基本上依据了他的这篇文章。还有就是大历史学家古奇（G. P. Gooch）的大名著《19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中论述兰克的一章，可以让我们了解科学的治史方法的由来。我们已经知道，没有兰克，就不会有我们见到的那个德尔布吕克，正如没有克劳塞维茨，很可能不会有这样一位德尔布吕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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